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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坐就坐。”李一泓气鼓鼓的。
蒋副主席便又缓缓坐下去，二人谁也不看谁。蒋副主席掏出烟，抽取了一支，将手向旁边一伸。李一泓看看那支烟，犹豫一下，接了。蒋副主席按着打火机的手，又向旁边一伸，李一泓凑上去默默吸着烟——两个人仍然谁也没看谁一眼。
“我把那些东西拉到我家去，是迫不得已，是万般无奈。可我就纳了闷了，你既然什么都知道，什么都了解，什么都记得，你为什么就不去跟他们说啊？”
“我是见到你之前几分钟，才刚刚知道你的事！”
“明白了——他们是一边有人开警车送我走，一边有人打电话通知你。”李一泓气消了点儿了，“我刚才态度不对，多原谅啊主席。”
蒋副主席端起杯，呷了一口。
“我决定，不去找他们了。”蒋副主席也按灭了烟。
“什……么？闹半天你还是……”李一泓猛地往起一站，研究而又困惑不解地看着蒋副主席。
蒋副主席低着头，仍尽量平静地说：“你还是要坐下。”
李一泓看门一眼，原地转一圈，似乎打算干脆一走了之。
蒋副主席又呷一口茶，说：“想走？劝你别走，你要是走了，听不到我对你的建议和忠告，对你是损失。”
“小心眼儿！就因为我一进门耍了点儿态度，想法就改变了？还完全！”
“我没有你以为的那么小心眼儿。对你的心情我能理解，对你的态度我也能理解。我是回忆起了两件事——第一件事，和我有关。那一年我也刚成为市政协委员，却有人到处投匿名信告我，说我接受企业巨额贿赂，替打官司的企业收集伪证。检察院也对我立案了，一时满城风雨。当时在我看来，似乎人人都幸灾乐祸。我认为政协有义务保护自己的委员不蒙冤，于是就去找当时的政协主席——他正住院……”
蒋副主席回忆了一下，接着说：“护士交给我一张纸，告诉我病人情况很不好，实在没法交谈，他把想对你说的话写在这张纸上了。我展开纸，上面歪歪扭扭地写着几行字：‘我不能为你做什么，政协也不能为你做什么。既要相信法律，又要充分利用自己的法律权利，像每一位公民用足自己的法律权利一样。’我当时觉得这是废话，很失望。不久，那位政协主席病故了，我也在法庭上获得了清白。但我对那位政协主席一直耿耿于怀，认为他临死了，还那么的明哲保身。第二件事，和你们老馆长有关。感激和尊重他的人很多很多，恼恨他的人也不少。结果他又被陷害了。对方能量颇大，一审二审，他都败诉了，和被判刑，就差一步了。那时我已经是政协副主席了。我就将你们老馆长请到政协，真诚地表示，要以政协的名义，助他争取到公平。老馆长却不同意，他说，‘您不可以为我做任何事，市政协也不可以为我做任何事’。我不解地问为什么。老馆长说：‘我虽然并没有钻研过法律，但近年，也还是深思过一些司法问题。依我看，全世界的司法现象，它的公正与否基本取决于四个方面。第一方面那就是司法一定要具有独力性。独立性就是权力排他性。审理过程不受任何外界影响力的左右。第二方面那就是条文越细越好。越细，留给法官主观认定的空间越小，非公正倾向的可能也就越小。第三，法官水平怎样。第四，社会监督怎样。如果，一位政协委员涉案了，政协机构于是出面施加影响，那么人大也可以对人大代表照此办理了，上一级官员也可以对下一级官员照此办理了。那么，也就只有老百姓和法律的关系最自然了。法律本身，也就只有对老百姓才具有神圣的权威性了。’听完他的话，我有点明白去世的政协主席的意思了。老馆长又说：‘我身为市政协常委，只有替老百姓参政议政的义务，没有受政协特殊保护的资格。我的案子，那只是我个人之事。面对法律，我和老百姓不应该有什么两样。如果您出面了，那就等于是政协出面了。即使法律最终还我公正了，百姓会怎么看这一件事呢？他们也许会说——看，人家政协委员摊上了官司，和咱们老百姓摊上了官司结果就是不一样。那政协和司法，其形象不是两败俱伤了吗？中国的司法公正，需要我们政协和人大来监督它，促进它。我们政协的形象，需要我们政协委员来证明它，提升它。我们政协的形象是什么？说到底，不就是——只有使命，没有特权吗？如果我们政协委员似乎也变成了受什么特权保护的人士，那我认为，反倒是政协的悲哀了。’”
李一泓没有说话，一直静静听着。蒋副主席看着他，叹口气：“我提出为老馆长推荐一位有水平的律师，老馆长笑着答应了，他说：‘好啊！我这十余年政协委员当下来，先后将五六个人推上了被告席，我自己当几次被告，那也符合因果关系嘛！人不能活得太娇气嘛！’政协太需要他那样的政协委员了。”
李一泓陷入了沉思。
李一泓走到家门口时，见杨亦柳站在那里。
“一泓，素素她……在医院里。”
李一泓一下子抓住了杨亦柳双肩：“我素素她怎么了？快说！”
“我来时，正赶上春梅她老板也在你家。他是来找你说事儿的，是他发现素素昏迷不醒地躺在床上。他开车将素素送到医院去了，我就留这儿等……”
不等杨亦柳说完，李一泓抓起她的手跑到马路边打了辆车，急匆匆地往医院赶去。
在急诊室外，他们见到了忧心忡忡的唐之风，唐之风局促不安地从长椅上站起。
李一泓隔着杨亦柳，向唐之风偏过头去，势不两立地说：“你诱使我大女儿走歪路，以后我再跟你算总账。”
唐之风也偏过头来，振振有词：“我给了她一份相当稳定的工作，给她开一份不低的工资，我依重她，信任她，培养她，提拔她，我怎么就诱使她走歪路了？”
“离开了你那挂羊头卖狗肉的公司，我李一泓的女儿不会就失业了，不会就挣不到一份工资，就吃不上饭了就饿死街头了！”
唐之风猛地站了起来，针锋相对地说：“李先生，我的公司虽然是一家民营公司，但也是合法公司，而且是一家诚信公司。省里评的10家优秀民营企业，我们榜上有名的。我是省里正式颁发证书表彰过的民营企业家，我们公司怎么挂羊头卖狗肉了？你身为政协委员说话要有根据，否则就是血口喷人，就是诽谤。”
李一泓也猛地站了起来，声色俱厉：“我说话当然有根有据，你和养老院黄院长在进行什么勾当？我告诉你，那一件事，有我李一泓监督着，你们就休想成交！”
杨亦柳说，那么春梅用那一笔钱炒股，你也知道吗？”
唐之风叹口气，倍觉窝火地说：“也算知道，也算不知道。有天春梅跟我商议，说她家那些破东西居然在网上拍卖得挺火，而且感兴趣的还都是老外。但就是存在一个问题，外汇由境外汇入国内，手续相当麻烦。我们公司正好有这方面的条件，问可不可以借用我们公司的账号，我说当然可以。她跟我说，这事本来是素素做的，可素素是高中生，明年就要考大学了，起早贪黑地用功，哪儿顾得上啊，就由她来负责了。她还说，她爸要把拍卖所得的款项捐给穷困农村去建小学校，他成了政协委员以后，那更是他急着要做的一件事。她知道她爸自她小就格外疼她，她长大了两个人却老闹别扭，她觉得太对不起他，又因为省里那些干部子女入重点中学引起的风波，让他更是气上加气。我们俩就商量着给她爸一个惊喜，同时也改变一下她爸对我的印象，我就说拨10万元给她，帮她爸做成他要做成的事……”
“你把10万元拨给她了？”李一泓不相信。
“当然，你打听打听，我唐之风在商场上，那也是一言九鼎，掷地有声的。她也真到贫困农村去捐了。我陪她去了一次，她自己去了两次。每个村子都捐了10万元，那就只剩下十几万了。又有一天她对我说，十几万再捐一次就没了，想投到股市上去搏一搏运气。这我是坚决反对的，可她却背着我，一意孤行地那么做了。”唐之风隔着杨亦柳，伸长脖子，又将头偏向李一泓，遗憾又恼火地说，“你大女儿哪点哪点都好，就是有时候太自以为是，我看是随你李一泓的根儿，你遗传给她的缺点。”
“有志气你离我女儿远点儿。”
三人来到小饭馆里，要了三碗馄饨。
杨亦柳问唐之风：“那你知道春梅现在何处不？”
唐之风摇头：“不知道。找不到她了，我心里也惦着啊。”
李一泓冷不丁说：“讲实话！”
“我撒谎干什么呀！不就是十几万元钱嘛，她又不是住自己兜里揣了。为了春梅我给补上就是了呀，多掏那十几万我公司垮不了，我爱的人犯不着东躲西藏的。”
“用不着你发慈悲，我李一泓砸锅卖铁也要自己补上。”
“你砸锅卖铁，那是一个想让春梅出现的法子吗？我也有一个问题想问问你——我听说春梅说，那些一直被当成破烂儿的东西，不全是你十几年来用自己的钱买的吗？如果确实是这样，公安局也没必要瞎掺和呀！”
杨亦柳也问李一泓：“究竟是不是这样？”
李一泓满腹苦水：“确实是我用自己的钱买的啊，文化馆那么穷的一个单位，哪儿有钱供我买那些！我呢，当年也没那投机的头脑，为了今天发一笔才买。当年纯粹是因为觉得那些东西能体现某种历史，不被当成些好东西看待太可惜了，就一件件咬牙跺脚地花自己的钱买回来了。既然文化馆给腾出间小屋存放着，我当然也就一件件都登记在文化馆的公物册上了。当年我这种人，头脑里也没那么严格的公私观念啊，只要认为是宝贝，即使是用自己的钱买的，算成是公家的了，也不就感到吃亏。觉得连自己都是公家的，何况些个老旧不堪的东西，现在，公安一较真，我反倒有口难辩了。”
唐之风忍不住问：“就是按公物来论，拍卖了，钱捐了，炒股赔了的，给补上了，那又能把谁定成个什么罪？”
“即使是出于良好的动机，擅自拍卖公物，法律上也是不允许的。何况一部分款项还用去炒股了，十几万那也不是小数，超过判刑的杠杠了。补上也只不过是争取减罪的一种前提，而不是无罪。”杨亦柳看着李一泓又说，“此事必须认真对待，否则后果难以想象。”
“大不了我替春梅去坐牢，那素素就只有托付给你了。”
唐之风说：“现在，官场上都求政绩。有时候为了一点儿可能算是政绩的事儿，都互相争呢。千万别让公安局那些人小题大做，做大邀功。把一个刚当上政协委员的人给推上被告席了，他们多神气啊！”
“随他们的便吧。”
“怎么能随他们的便呢，得赶紧找关系摆平啊！杨校长，您是市政协常委，您面子大，我看您应该去找你们那位蒋副主席。”
李一泓一拍桌子：“不许！我李一泓家摊上的事，你姓唐的不要瞎掺和。”
“那，我先说就我先说。”刘思毅拿起那一份软皮材料，轻轻拍着说，“秘书们把李一泓他们那个调研组的初步汇报整理出来了。相比而言，数他们发现的基层问题多。我越看想得越多，忧虑越大。我觉得，恐�